一进入复试教室，苏亦一阵恍惚。
错位时空的感觉，益发的真实。
前排，都是熟悉的面孔。
苏秉琦，宿白，邹恒，俞伟朝，严闻名，吕遵额，高铭，李伯谦……
一屋子，竟然有十几个老师，这阵仗好大。
而且都是活着的考古界大佬，北大最强考古天团。
这也是苏亦前世没法接触的当代中国最强考古阵容。
瞬间，苏亦都忍不住感慨，这个时代的北大学子好幸福。
好吧，哪一个时代的北大学子都很幸福。
进入教室，苏亦按照指引走上讲台，就开始鞠躬问好，“各位老、先生好。”
苏亦原本喊各位老师，结果觉得不妥，又改成了先生，结果口误之下就变成“老先生”了。
教室的老师们发出一阵轻笑。
率先说话的是，苏秉琦先生笑道，“小伙子，别紧张，虽然我们现场的老先生有几个，但年轻的先生也不少，当然，相比较你的年纪，我们确实都算是老先生了。”
苏亦尴尬，“一时口误，还望先生们不要见怪。”
也难怪，苏亦会有这一出，私底下，大家都是用先生来称呼各位有名望的师长，老师一般都是叫年轻的讲师。
这也是没有办法的事情，去年才恢复职称评选，人太多了，教授职称根本就不够分。
不然，搁后世的北大，直接统一用教授称呼就行。
实在不行，按照前世的习惯都喊老师好也没啥，然而，这些都是活在课本里的人，喊老师，苏亦感觉太轻率了。
毕竟前世“老师”的称呼已经烂大街。
苏秉琦先生也不为难他，脸色和蔼，“先自我介绍一下吧，比如你的年龄，家乡，学龄，以及为什么会报考咱们考古学之类的，当然，也包括你的学识。但坦率的来说，在场的诸位老师，对你的自身更加好奇，所以希望你一会可以满足诸位老师的期待。”
生怕苏亦没有经历过这样的场面，苏先生还刻意指点他自我介绍的要点。
有了苏秉琦先生的铺垫以及引导，苏亦接下来的话，就没有那么突兀了。
苏亦说，“学生今年15周岁，来自于广东新会，跟梁任公是同乡，自小深受其故事影响，喜欢史学，所以小时候在祖父启蒙之下，读了《二十四史》，不过没能精读，之所以报考考古学，则是受到梁思永先生的影响。”
众人恍然。
苏先生问，“那除了《二十四史》之外，还读过什么书呢？”
苏亦答，“顾颉刚的《古史辨》，还有王国维先生的一些著作，关于甲骨文的《殷卜辞中所见先公先王考》、《殷卜辞中所见先公先王续考》、《殷周制度论》、《殷虚卜辞中所见地名考》、《殷礼徵文》以及《古史新证》等，也读过，但也不太懂。”
苏秉琦先生一听，笑了，“你不用太谦虚，很多人在你这个年纪，王国维先生是干什么的，兴许都不知道呢，你能够读已经不错了，里面的内容一时半会儿读不懂也正常。”
还别说，确实很多人都不知道王国维是干啥的。
“不过你竟然读了《古史辨》也读了王国维先生的著作，那应该知道他们俩位大家的关于古史的学术观点吧？”
苏亦点头，“大致知道一些，顾颉刚等人提出‘层累地造成的中国古史’学说创立古史辨派。而王国维则提出了二重证据法。”
苏先生点头，“看得出来，确实做了些准备，那你觉得这两种方式有何优缺点呢，对于咱们现代考古学来说，又有不足？”
要是搁考研真题，这道就是论述题，300分的卷起码50分。
按照回答论述题的步骤来说，就必须说明它们的概念，再说优缺点，然后再解释通过对比，继续举列子。
挥挥洒洒下来，估计八百多字，差不多一篇高考作文了。
但，苏亦不想说这些废话，“古史辨派对于中国史学研究来说，是一个革新，完全颠覆旧有的史学研究，疑古、辨伪、求真。同样适用于现在的史学研究，但，其中的缺陷也是显而易见的，他研究古史的材料，只限于古籍，而未考虑到考古实物。这就使他的研究方法受到了局限。这一点来说，王国维先生的二重证据法是把发掘的出土文物和史书的记载相互验证。更加贴近现代考古学，当然，二重证据法的不足，也是显而易见的，发展到现在考古学，必然就是多重证据法了。”
听到他的话，苏先生笑了，“你的回答过分简练，偏向口语化，但大致表达清楚，而且看得出来，你自己挺有想法的，那跟我们阐述，你的多重证据法吧！”
苏亦差点就要拍着脑门了，多重证据法，后世，很常见的说法啊，咋就成我的了？
不过这个时候，也不是纠结的时候。
现在的场合看似闲聊，实则考核。
不然，真要闲聊，私底下聊就可以，何至于把北大最强考古天团都拉出来陪聊呢。
苏亦继续答，“二重证据法是20世纪文史研究方法论上的重大革新，但也有其时代局限性。第一、二重证据法后来过分追求实证、证而不疏，所以需要三重证据法的跨文化阐释演变！”
苏亦刚说完，就被打断了，“证而不疏？你不认同傅斯年的观点？”
是俞老师。
如果是一般人，可能会有点懵逼。
这都是啥跟啥啊。
好在。
苏亦没有那么一般。
傅大炮曾说过，“我们存而不补，这是我们对于材料的态度；我们证而不疏，这是处置材料的手段。材料之内使他发现无遗，材料之外我们一点也不越过去之说。”
这是很著名的言论。
简单来说，就是按照材料说话，不要去过度解读。
胡适也说过类似于的话，“有几分证据说几分话，有七分证据不说八分话。”
也正是因为如此，才有傅斯年的名言，“上穷碧落下黄泉，动手动脚找东西。”
也是民国主流的史学观之一。
苏亦直接摇头，“不认同，考古人，有时候，还是需要一点想象力的。”
噗嗤！
后面就有老师笑出来了。
甚至还有人朝着他竖起大拇指。
至始至终没说话的宿先生，也忍不住道，“看来，你很认同苏主任的观点嘛！”
因为苏秉琦先生有一个观念就是田野发掘要敢于想象。
田野发掘的范围太广泛了，没点想象力，光瞎挖，是没有方向的。
面对着史料，也要发挥自己的想象力，带着目标去发掘，不然，很难挖出来自己想要东西。
这跟傅斯年有几分材料说几分话观点还是不太一样的。
苏先生当即笑出声来，“本家的娃，一脉相承。”
说着，补充道，“我都后悔今年没带研究生了。”
言下之意，不言而喻。
宿先生笑笑，不搭腔，其他人就更不会插话了。
大佬们的调侃，谁敢乱来。
好在宿先生也不想晾着苏亦，“你继续阐述你的三重证据法吧。”
“三重证据法，其实就是需要重视出土文献，不能够局限于出土文物。”苏亦说。
又有老师提问了，是高铭老师。
著名的古文字专家。
他问，“你这个说法，有点类似于陈寅恪先生的提法嘛，只不过是把在二重证据法的基础上，将出土文物又分为两部分——出土器物跟出土文献罢了。”
在场的都是千年的老狐狸，苏亦哪敢在他们面前演聊斋，不然，被纠错，就尴尬了。
错位时空的感觉，益发的真实。
前排，都是熟悉的面孔。
苏秉琦，宿白，邹恒，俞伟朝，严闻名，吕遵额，高铭，李伯谦……
一屋子，竟然有十几个老师，这阵仗好大。
而且都是活着的考古界大佬，北大最强考古天团。
这也是苏亦前世没法接触的当代中国最强考古阵容。
瞬间，苏亦都忍不住感慨，这个时代的北大学子好幸福。
好吧，哪一个时代的北大学子都很幸福。
进入教室，苏亦按照指引走上讲台，就开始鞠躬问好，“各位老、先生好。”
苏亦原本喊各位老师，结果觉得不妥，又改成了先生，结果口误之下就变成“老先生”了。
教室的老师们发出一阵轻笑。
率先说话的是，苏秉琦先生笑道，“小伙子，别紧张，虽然我们现场的老先生有几个，但年轻的先生也不少，当然，相比较你的年纪，我们确实都算是老先生了。”
苏亦尴尬，“一时口误，还望先生们不要见怪。”
也难怪，苏亦会有这一出，私底下，大家都是用先生来称呼各位有名望的师长，老师一般都是叫年轻的讲师。
这也是没有办法的事情，去年才恢复职称评选，人太多了，教授职称根本就不够分。
不然，搁后世的北大，直接统一用教授称呼就行。
实在不行，按照前世的习惯都喊老师好也没啥，然而，这些都是活在课本里的人，喊老师，苏亦感觉太轻率了。
毕竟前世“老师”的称呼已经烂大街。
苏秉琦先生也不为难他，脸色和蔼，“先自我介绍一下吧，比如你的年龄，家乡，学龄，以及为什么会报考咱们考古学之类的，当然，也包括你的学识。但坦率的来说，在场的诸位老师，对你的自身更加好奇，所以希望你一会可以满足诸位老师的期待。”
生怕苏亦没有经历过这样的场面，苏先生还刻意指点他自我介绍的要点。
有了苏秉琦先生的铺垫以及引导，苏亦接下来的话，就没有那么突兀了。
苏亦说，“学生今年15周岁，来自于广东新会，跟梁任公是同乡，自小深受其故事影响，喜欢史学，所以小时候在祖父启蒙之下，读了《二十四史》，不过没能精读，之所以报考考古学，则是受到梁思永先生的影响。”
众人恍然。
苏先生问，“那除了《二十四史》之外，还读过什么书呢？”
苏亦答，“顾颉刚的《古史辨》，还有王国维先生的一些著作，关于甲骨文的《殷卜辞中所见先公先王考》、《殷卜辞中所见先公先王续考》、《殷周制度论》、《殷虚卜辞中所见地名考》、《殷礼徵文》以及《古史新证》等，也读过，但也不太懂。”
苏秉琦先生一听，笑了，“你不用太谦虚，很多人在你这个年纪，王国维先生是干什么的，兴许都不知道呢，你能够读已经不错了，里面的内容一时半会儿读不懂也正常。”
还别说，确实很多人都不知道王国维是干啥的。
“不过你竟然读了《古史辨》也读了王国维先生的著作，那应该知道他们俩位大家的关于古史的学术观点吧？”
苏亦点头，“大致知道一些，顾颉刚等人提出‘层累地造成的中国古史’学说创立古史辨派。而王国维则提出了二重证据法。”
苏先生点头，“看得出来，确实做了些准备，那你觉得这两种方式有何优缺点呢，对于咱们现代考古学来说，又有不足？”
要是搁考研真题，这道就是论述题，300分的卷起码50分。
按照回答论述题的步骤来说，就必须说明它们的概念，再说优缺点，然后再解释通过对比，继续举列子。
挥挥洒洒下来，估计八百多字，差不多一篇高考作文了。
但，苏亦不想说这些废话，“古史辨派对于中国史学研究来说，是一个革新，完全颠覆旧有的史学研究，疑古、辨伪、求真。同样适用于现在的史学研究，但，其中的缺陷也是显而易见的，他研究古史的材料，只限于古籍，而未考虑到考古实物。这就使他的研究方法受到了局限。这一点来说，王国维先生的二重证据法是把发掘的出土文物和史书的记载相互验证。更加贴近现代考古学，当然，二重证据法的不足，也是显而易见的，发展到现在考古学，必然就是多重证据法了。”
听到他的话，苏先生笑了，“你的回答过分简练，偏向口语化，但大致表达清楚，而且看得出来，你自己挺有想法的，那跟我们阐述，你的多重证据法吧！”
苏亦差点就要拍着脑门了，多重证据法，后世，很常见的说法啊，咋就成我的了？
不过这个时候，也不是纠结的时候。
现在的场合看似闲聊，实则考核。
不然，真要闲聊，私底下聊就可以，何至于把北大最强考古天团都拉出来陪聊呢。
苏亦继续答，“二重证据法是20世纪文史研究方法论上的重大革新，但也有其时代局限性。第一、二重证据法后来过分追求实证、证而不疏，所以需要三重证据法的跨文化阐释演变！”
苏亦刚说完，就被打断了，“证而不疏？你不认同傅斯年的观点？”
是俞老师。
如果是一般人，可能会有点懵逼。
这都是啥跟啥啊。
好在。
苏亦没有那么一般。
傅大炮曾说过，“我们存而不补，这是我们对于材料的态度；我们证而不疏，这是处置材料的手段。材料之内使他发现无遗，材料之外我们一点也不越过去之说。”
这是很著名的言论。
简单来说，就是按照材料说话，不要去过度解读。
胡适也说过类似于的话，“有几分证据说几分话，有七分证据不说八分话。”
也正是因为如此，才有傅斯年的名言，“上穷碧落下黄泉，动手动脚找东西。”
也是民国主流的史学观之一。
苏亦直接摇头，“不认同，考古人，有时候，还是需要一点想象力的。”
噗嗤！
后面就有老师笑出来了。
甚至还有人朝着他竖起大拇指。
至始至终没说话的宿先生，也忍不住道，“看来，你很认同苏主任的观点嘛！”
因为苏秉琦先生有一个观念就是田野发掘要敢于想象。
田野发掘的范围太广泛了，没点想象力，光瞎挖，是没有方向的。
面对着史料，也要发挥自己的想象力，带着目标去发掘，不然，很难挖出来自己想要东西。
这跟傅斯年有几分材料说几分话观点还是不太一样的。
苏先生当即笑出声来，“本家的娃，一脉相承。”
说着，补充道，“我都后悔今年没带研究生了。”
言下之意，不言而喻。
宿先生笑笑，不搭腔，其他人就更不会插话了。
大佬们的调侃，谁敢乱来。
好在宿先生也不想晾着苏亦，“你继续阐述你的三重证据法吧。”
“三重证据法，其实就是需要重视出土文献，不能够局限于出土文物。”苏亦说。
又有老师提问了，是高铭老师。
著名的古文字专家。
他问，“你这个说法，有点类似于陈寅恪先生的提法嘛，只不过是把在二重证据法的基础上，将出土文物又分为两部分——出土器物跟出土文献罢了。”
在场的都是千年的老狐狸，苏亦哪敢在他们面前演聊斋，不然，被纠错，就尴尬了。